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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73节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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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备,未铸者,徙三年。”

“若磨错成钱,令薄小,取铜以求利者,徙二年。”

在唐朝那会,李渊曾给皇子赐炉,允许他们铸钱,用以酬功。邵树德印象中是赐给了两个皇子,其中一个是李世民。

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,好在唐朝统治者非常清醒,此后一直没有,直到唐玄宗晚年赐炉给安禄山,允许他私自铸钱。

武德四年(621),唐廷于洛阳、太原、成都、幽州四地设钱监铸钱,两年后,增设桂林钱监。到唐玄宗天宝年间,全国已有11个钱监、99个铸钱炉。至唐末,数量稍有增加,铸钱炉百余。

大夏现有钱监27处、铸钱炉二百余,最大一处位于河东道的绛州,年铸钱九万多缗。

不过,近年来,原渤海国中京显德府、现大夏显州铜山钱监异军突起,从一开始年铸钱数千缗,快速增长到四万多缗。在去年,因为发现了几处新矿,铸钱量一下子暴增至六万余缗,增速十分惊人,大有取代绛州钱监的意思。

排名第三的原本是岷州钱监,年铸钱三万余缗,但去年直接被云南道大理府的钱监超越,排到了第四。随着云南铜矿的陆续开发,预计岷州钱监的排名还要进一步下降。

铸钱,其实一直是朝廷的重要收入。而且,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而言,如果经济总量增加了,你也要在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货币,不然会造成通货紧缩,损害经济。严重的话,会造成物价大跌,农民、手工业者破产,动摇社会根基。

“一年铸钱六十余万缗、银元二十四万枚,合计百万。”邵树德看完数据后,说道:“不过,朕有一惑,不得不问。唐时铜产量几何,今时几何?”

“陛下。唐代产铜最多一年,当在唐玄宗天宝初年,当年铸钱32万7000缗。”少府监储慎平答道:“艰难以后,许多铜矿因战乱废弃,铸钱量逐步下降……”

唐德宗贞元二十年(804),铸钱135万缗。

唐穆宗长庆元年(821),铸钱15万缗。

唐文宗太和八年(834),不足10万缗。

铸钱数量稳步下降,有战乱原因,有早年的铜矿采完的原因,有铸钱成本过高的原因,也有朝廷控制力下降,大量铜块收不上来,流入民间私铸钱或铸铜器的原因,非常复杂。

“现在金银铜课税还是四分取一么?”

“是。”

“民间矿冶多,还是官府矿冶多?”

“民间矿冶是大头。”

“朕知道了。”邵树德想了想后,说道:“金课、银课、铜课,可否调高税率?”

“可以是可以,但产量一定会大大下降。”储慎平说道。

“可有先例?”

“唐德宗年间,曾提高诸官私铜冶课税,结果产量大降,铜价大涨,铸钱已无利可图,江南铜冶大量关闭,后在河东蔚州、京畿商州增设钱监,铸钱量才有所恢复。”

是的,铸钱也可能亏本,这不是玩笑,而是现实发生的事情。

开采、运输、冶炼、铸造,都是有成本的,当成本超过铜钱本身价值时,铸钱就无利可图。

唐代很多铜矿之所以不开采,除了战乱因素外,也有经济原因。

唐代还搞过禁止私人开矿,但结果是贵金属产量暴跌、成本大涨,朝廷收入反而下降了——产量跌的原因是成本暴增,产生亏损,不得不大量关闭矿坑。

真的不要高估官僚体系的能力。这不是现代精细管理的社会,在古代,搞国营经济不说死路一条吧,但真的风险很大——渤海商社现在一年赚十多万缗钱,邵树德深刻怀疑,如果换成私人来做,绝对不止这么点利润。

吃过亏后,唐廷摸索出了一条办法,即相对容易开采、预计成本较低的“肥矿”,由官府直营,其他矿统一交给私人开采,朝廷收25的产出作为税。

直营的矿,也采取招募“坑户”承包的方式,进一步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,如此才维持了下来。

邵树德也觉得,这大概是在现实情况下的最优解了,想出这种折中办法的官员是有水平的。

在开矿这方面,夏朝继承的是唐朝的政策,官私合营,税率25。私人开采的矿,除四分之一产出作为税收走,交给钱监铸钱外,剩下的也会由朝廷收购一部分,主要是用粮食、布匹收购,然后交给钱监铸钱。

这其实也是一种消化田税的方式。

粮食比较笨重,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,运输成本极高,解送中央甚至会产生巨额亏损,只能留在当地库中。如果附近有矿山,那么可以通过采购贵金属的方式,就地消化一部分,铸成铜钱后运走,这是唐代故智,属于没办法的办法。

“有些时候,朕都觉得,索性把矿冶都交给商人好了。很多矿监,扣除成本,一年能不能有四分之一的利润,还两说呢。”邵树德哼了一声,有些无奈地说道。

赵光逢等人低下头,没接话。

他们知道,圣人只是发发牢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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